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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我不是“药神”-世界播报

2023-02-22 15:25:26来源: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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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轼:我不是“药神”

文/邱俊霖

北宋文豪苏轼是出了名的“斜杠青年”,他的主业是公务员,爱好写诗词、做文章。当然了,他还有很多其他的身份,比如知名美食家、书画家、水利专家等等。其实,他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非知名医生”。

没事最好别吃药

苏轼闲来无事,就喜欢钻研医学,对《伤寒论》《千金要方》等医学典籍都有很深的研究,对于用药也有着自己的心得:是药三分毒,没事最好别吃药。他曾经表过态:“药石可以伐病,而不可以养生。”药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养生的。

苏轼有个叫张鹗的朋友,听说他对于养生颇有研究,便向他讨教养生法门。苏东坡说:“我在《战国策》中看到一个古方,很有效果,现在写给你吧。”说完,便写下了四味“药”: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

所谓“无事以当贵”,就是为人处世要淡泊名利,不要太在乎荣辱得失;“早寝以当富”,指的是早睡早起,养成良好的作息习惯;“安步以当车”,指的是用步行代替车马,即锻炼身体;“晚食以当肉”,指的饮食上,避免暴饮暴食,不要贪嘴。总结出来其实就是:摆好心态、早睡早起、适度锻炼、合理饮食,直到现在,这也可以称得上是最佳的养生方略。

此外,苏东坡对气功强身却病也有很深入的研究,他曾经详细介绍过自己的气功养生之法,还提到:“但累积百余日,功用不可量。比之服药,其效百倍。”就像苏东坡所说的那样,药物并不能用于养生,所以没事请不要吃药:“善养生者,不过慎饮食起居,节声色而已,养慎于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

但人总是难免会生病的,所以就需要“服药于已病之后”了,这时候还是需要药物辅助治疗的。所以,苏轼除了研究养生,免不了要钻研药理,在药物的研究方面也确实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作为一名文学家,他还擅长运用诗歌来吟咏药材。比如当时民间喜欢喝黄芪粥,东坡自己也曾在生病初愈后喝黄芪粥进补,于是他便写道:“白发欹簪羞彩胜,黄耆煮粥荐春盘。”(黄耆也就是黄芪)。

此外,苏轼还养成了一个别样的爱好——搜集药方。朋友告诉他的、宫廷里流传的、民间流行的药方,他都会记录下来。而且,他还乐于分享药方。苏轼早年担任凤翔签书判官的时候,看到当地缺医少药,便将自己在京城抄录的太医院《简要济众方》全部重新抄写出来并张贴公布,让当地百姓在身体不适时能够对症用药。

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苏东坡因为“乌台诗案”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他在黄州听说当时的天文学家苏颂坠马受伤,立即抄录了家传秘方“接骨丹”托人带给苏颂。当时的黄冈县令周孝孙“暴得重膇疾”,苏轼便将从道人徐问真那儿得到的“汲引法”传授给周孝孙,结果他“七日而愈”。所谓的“汲引法”,其实是一种“自踵至顶,吸气循经运行”的气功疗法。

神药“圣散子”

在众多的药方当中,有一剂药方最令苏轼信赖。话说苏轼有一个老乡叫巢谷,此人熟读经书,和苏轼是好朋友。后来巢谷因为犯了事,只能隐姓埋名流亡他乡,直到朝廷大赦天下,他才敢现身,而且不远万里来投奔苏轼。苏轼当时也很拮据,但还是让巢谷担任家庭教师。

巢谷有一剂“圣散子”药方,这个药方对于治疗部分疾病疗效明显。他知道苏轼喜欢收集药方子,作为至交,便将这个方子告诉了苏轼,而且要他对着江水发誓,不得将这个方子透露给任何人。苏轼自然发了誓,可巢谷返乡后没多久,黄州便暴发了瘟疫。在拯救生命和保守誓言之间,苏轼最终还是选择了拯救生命。于是,他将“圣散子”公布了出来,没想到这个方子对治疗当时的瘟疫有奇效,不久之后,黄州便从瘟疫的阴霾中走了出来。

为了更好地推广“圣散子”,以便可以救助更多有需要的人,苏轼还将这个方子交给了当时的名医庞安时。后来,庞安时编著了一本《伤寒总病论》,并将“圣散子”药方收入书中,苏东坡还特地为此作了一篇《圣散子叙》,极致赞扬了这个神奇的药方:“凡阴阳二毒,男女相易,状至危急者,连饮数剂,即汗出气通……时疫流行,平旦辄煮一釜,不问老少良贱,各饮一大盏,则时气不入其门。平居无事,空腹一服,则饮食快美,百疾不生,真济世之具,家之宝也。”而且他还提到了黄州瘟疫时因此药方的存在,“所全活至不可数”。

后来,苏轼履职杭州,当时苏杭一带瘟疫肆虐,“圣散子”再次大显神威。为此,苏轼还写了一篇《圣散子后叙》,其中提到:“去年春,杭之民病,得此药全活者,不可胜数。”更关键的是,“圣散子”的成本还很便宜:“略计每千钱即得千服”,也许正因为如此,苏轼对于“圣散子”的疗效才有些迷信。此外,他又从杭州府经费中专门拨款,并将自己多年积攒的五十两黄金捐赠了出来,在杭州的众安桥建立了一所病坊,起名叫“安乐坊”,这也成为中国最早的公立医院。

苏轼将“圣散子”的药方公之于众,作为药方知识产权人的巢谷是否生气了呢?答案是没有。毕竟医者仁心,与个人利益相比,治病救人、匡时济世才是医之大者。后来苏轼被贬海南,弟弟苏辙也被贬岭南,士大夫们都对他们兄弟俩避之不及,不敢与之交往。当时的巢谷已经七十三岁的高龄,他听说苏家兄弟遇到困难之后,特地从老家眉山步行赶往岭南,在循州(今属广东)见到苏辙后,他还想跨过大海,去看望苏东坡。遗憾的是,巢谷坐船经过新会时,被强盗抢了行李,在追捕强盗的过程中,年迈的巢谷一病不起,最后客死他乡。

“圣散子”并非包治百病

虽然苏轼将“圣散子”当作神药,可神药也并不一定能保万全。苏轼被贬惠州的时候,他的侍妾王朝云感染上了瘴疫,最终病逝,苏轼悲伤地说道:“驻景恨无千岁药。”要是世间还有什么灵丹妙药就好了。

北宋建中靖国元年(1101),身在海南的苏轼遇赦北还,五月下旬来到常州。此时天气炎热,六十多岁的苏东坡一直住在船上,他经常光着膀子坐在船头,又喝了许多冷水,开始拉肚子。后世学者认为这些都是“暑毒”的症状,本当服清热解暑之剂,但苏轼素来喜服温补之药,于是想到了用黄芪等药熬粥服食。此外,因为肠胃功能比较弱,本应该清淡饮食,但当时的书法家米芾正好在当地任职,强烈邀请苏轼来家里做客,苏轼盛情难却,于是赴了米芾的盛宴,暴饮暴食导致病情加重。后来,苏轼还服用了麦门冬饮子,可是病情却一直没有好转,最终于农历七月病逝。

后世医家对苏轼的死因也做过许多分析,比如清人陆以湉在《冷庐医话》中分析道:士大夫不知医,遇疾每为俗工所误,又有喜谈医事,研究不精,孟浪服药以自误。如苏文忠公事,可惋叹焉——病署饮冷暴下,不宜服黄,迨误服之。胸胀热壅,牙血泛溢,又不宜服人参、麦门冬。噫!此岂非为补药所误耶?

至于苏轼最信赖的“圣散子”,后来也“闯出了大祸”。两宋之际的叶梦得在《避暑录话》中记载:“宣和后,此药(圣散子)盛行于京师,太学诸生信之尤笃,杀人无数。”说的是苏轼广告打得太好,在他去世二十多年后的北宋宣和年间,“圣散子”依然名盛于京城,当时的太学生们因为崇拜苏轼,因此“以子瞻文章而信其言”,对“圣散子”推崇备至,因为乱服“圣散子”而丧命的人不可胜数。

可是直到南宋时期,“圣散子”依然被有的人奉为神药。不过当时的医学家陈无择却在《三因方》中提到了一件往事:“(圣散子)因东坡作序,天下通行。辛未年,永嘉瘟疫,(用此方)被害者不可胜数。”明朝学者俞弁在《续医说》中也提到过一件往事,说的是明朝弘治癸丑年(1493),吴中疫疠流行,当地的县令孙磐病急乱投医,让郎中整理“圣散子”方,刊印之后大街小巷遍地张贴,让染疫的百姓按照药方抓药,结果病人服用了“圣散子”后,十无一生。

为何曾被苏轼信任的神药“圣散子”成了一剂“毒药”呢?后世医家曾经分析过:中医讲究辨证用药,黄州和杭州等地的瘟疫和后面三次瘟疫并不一样。陈无择在《三因方》之后也提到过:“今录(圣散子)以备疗寒疫用者,宜审究其寒瘟疫,无使偏奏也。”也就是说,“圣散子”对于治疗湿寒疾病是有疗效的。

而后来提到的这三次瘟疫,是因为燥热而引发的。俞弁在《续医说》中也说到过:“殊不知“圣散子”方中有附子、良姜、吴茱萸、豆蔻、麻黄、藿香等剂,皆性味燥热,反助火邪,不死何待?”病源本就是燥热,再服用燥热之药“圣散子”,就如同火上浇油。最后,俞弁感慨道:若不辨阴阳二症,一概施治,杀人利于刀剑。

苏轼推广“圣散子”的初衷是为了治病救人,后人因为将“圣散子”误当作包治百病的神药,因此在用药的时候不辨阴阳、寒热、虚实,最后出了大问题,苏轼和他的《圣散子序》也就成了被抨击的对象了。其实,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在身体不适时,最正确的做法应当是到医院检查,并在郎中的指导下通过药物辅助治疗。

话说回来,医学本来就不是苏轼的专长,他的本职工作也并不是医生,所以,尽管在医学的研究上还有不足,但这并不妨碍苏轼成为一位公共卫生领域的专家。比如苏轼去世之后,他在杭州创办的“安乐坊”被北宋朝廷接管,当时的统治者对于苏轼的做法十分赞赏,并将安乐坊改名为“安济坊”,还将这种公立医院在全国范围内推广。

此外,后人还将苏轼记载的那些药方整理成为《苏学士方》,后来,人们又将《苏学士方》并入北宋科学家沈括编著的《内翰良方》,合编而成《苏沈良方》。清代文学家纪昀评价《苏沈良方》时说道:“宋世士大夫类通医理,而轼与括尤博洽多闻。”苏轼也许并不是一位出色的“医生”,更不是“药神”,但他在医学发展方面,也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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