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新动态：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实证中华文明发展历程

2023-04-03 11:45:34来源：人民日报海外版

原标题：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引题）

(资料图片)

实证中华文明发展历程（主题）

人民日报海外版记者赵晓霞

日前，“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在京揭晓。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山西兴县碧村遗址、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陕西旬邑西头遗址、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浙江温州朔门古港遗址10个项目从32个参评考古项目中脱颖而出，最终入选。

“郧县人”3号头骨。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出土的穿孔陶片。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瓮城内出土的陶器（东城门)。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出土的陶器刻划符号与陶文。

大松山墓群出土的铜串饰（明）。

吉林珲春古城村2号寺庙址台基夯土出土遗物。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出土的明晚期景德镇窑青花花卉纹罐。（本文配图由国家文物局提供）

作为过去一年田野考古工作的杰出代表，这些入选项目年代分布均衡、内涵价值丰富，以更加生动的笔触，描绘了中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

从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到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从二里头、殷墟遗址的考古新进展到迄今国内外海上丝绸之路港口遗址最为重要的考古发现……这些新发现为研究人类起源与演化，中华文明起源、形成与发展，回应相关学术热点问题等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实物证据，刷新了历史认知。

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发布会上，做过多次评委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用“煎熬”来描述本次评委工作，原因在于“项目都很优秀，竞争激烈”，这也从侧面反映出2022年是考古“大年”。

值得关注的是，在“2022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终评会上，多学科联合、跨学科研究成了入围项目汇报的“标配”。环境考古、动物考古、植物考古等的综合运用，让考古发现呈现了更多的科学性。正如王巍在总结入选项目的特点时所说：“科技考古发挥了重要作用。科技手段为考古工作者提供了‘望远镜’和‘显微镜’，可以看得更远、更细微，这也体现了新时代考古的发展趋势。”

让王巍更为感慨的是，“终评会上，不少项目汇报人是身在考古一线的年轻学者。年轻一代考古工作者的知识面和视野都很宽广，这让我们有充分的信心——中国考古发展会迎来更好的未来”。

让我们走近这十大考古新发现。

湖北十堰学堂梁子遗址

为人类演化史再添实证

学堂梁子遗址位于湖北省十堰市郧阳区，因为曾发现两具约100万年前的直立人头骨化石（俗称“郧县人”）而闻名，是一处集古人类化石、古动物化石和石制品三位一体的旧石器时代遗址。

2022年5月，“郧县人”3号头骨面世，这是迄今欧亚内陆发现的同时代最为完好的古人类头骨化石，保留该阶段人类重要而稀缺的解剖学特征；该化石处在古人类近200万年演化历程的中间和关键环节上，为探讨东亚古人类演化模式、东亚直立人来源、东亚直立人与智人演化关系等重大课题提供了翔实而关键的化石及文化证据。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考古研究所所长陈星灿表示，这是一个“世界级的发现”。“该发现为我们了解东亚地区100万年前的人类演化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材料。”

山东临淄赵家徐姚遗址

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

赵家徐姚遗址地处海岱腹地，位于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东部，距今1.1万年至1.5万年。

遗址保存完整、遗物丰富、性质明确、年代关键，是华北地区乃至国内旧新石器过渡阶段的重大考古发现，对于认识当时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人类生业模式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据项目负责人赵益超介绍，遗址发现了一处距今1.31万年至1.33万年的临时性活动营地。营地保存完整，至少有火塘3处，围绕火塘发现1000余件遗物。遗物以动物骨骼最多，陶片、陶塑次之，其中陶片数量超过250件。新发现加深了人们对该时期陶器的认识，为国际上更深刻理解陶器起源提供了重要材料。

山西兴县碧村遗址

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史前石城

碧村遗址位于山西省吕梁市兴县碧村村北，是一座具有内外双重城垣的石城聚落，城内残存面积75万平方米，主体年代相当于龙山时代晚期及二里头时代早期。

目前，针对碧村遗址已实施了遗址年代、古环境、生业、手工技术等方面17个专题的科技探索。研究表明，因其便利交通等原因，4000多年前古先民在此聚集，形成了粟为主黍为次、大量养殖猪羊牛的农业经济，为其扩土建城打下了良好基础。该遗址目前所见遗存，以其鼎盛阶段建造和保存下来的一批石构建筑为主。

碧村遗址是晋陕大峡谷东岸发现的规模最大的一座史前石城，与同期盛极一时的石峁古国遥相呼应。该遗址占据河套石城文化圈向中原过渡的前沿要地，是展现以中原为中心的中华多元一体文明形成轨迹的重要窗口。

河南偃师二里头都邑多网格式布局

二里头都城布局考古中的重大突破

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洛阳盆地中东部，是中国青铜时代最早具有明确规划的大型都城。

2019年以来，考古人员展开新一轮发掘，在中心区新发现的主干道路及其两侧墙垣，揭示二里头都城为多网格式布局。

据项目负责人赵海涛介绍，二里头都城这样严谨、清晰、规整的布局，显示当时有明确的规划，当时的社会结构层次明显、等级有序，统治格局井然有序，暗示当时有成熟发达的规划思想、统治制度和模式。这是二里头进入王朝国家的最重要标志。

二里头都城严格方正的都城规划制度、“居葬合一”的布局结构，同宫城宫室制度、青铜礼乐制度等制度一起，为商周及后世文明奠定了最主要和最直接的基础，体现了二里头文化、二里头王国在中国历史上划时代的开创、引领作用。同时，二里头都城的这种布局，也为先秦时期其他都城遗址探索布局、结构提供了有益参考。

河南安阳殷墟商王陵及周边遗存

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

2021年8月至2022年11月，考古工作者对商王陵及周边进行考古勘探，发现有围沟、祭祀坑、墓葬、灰坑等。其中，两个围沟与商王陵园有明确关联关系，属于围绕商王陵园的隍壕。

据项目负责人牛世山介绍，以往的考古中发现，陕西凤翔秦雍城南的春秋时期秦公陵园在各组秦公大墓周围都有隍壕。此次殷墟王陵区陵墓隍壕的确认，将此规制上推到了商代晚期。

这些发现改变了商王陵陵园的格局，将推动对商代陵墓制度乃至于商文化、商史的研究。同时，也为殷墟国家考古遗址公园的建设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

陕西旬邑西头遗址

为探索“豳”地提供重要线索

西头遗址位于陕西省咸阳市旬邑县张洪镇原底社区西侧约1千米西头村，地处泾河东岸台塬边缘地带。发现仰韶、龙山、先周、西周、汉唐等各时期遗存，出土陶器、铜器、骨器、石器千余件。

据项目负责人豆海锋介绍，通过区域性系统调查及考古勘探工作，确认西头遗址以商周时期遗存为主体，是目前泾河流域发现的规模最大的商周时期遗址。

西头遗址的考古发现，对泾河流域聚落演进与商周社会变迁、周文明起源与发展模式、西周王朝的统治方式等方面的研究具有重要学术意义，为寻找文献所载“豳”（古地名）与“豳师”提供了一把关键钥匙。

贵州贵安新区大松山墓群

贵州已发掘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

大松山墓群位于贵州省贵安新区马场镇。2022年7月至2023年1月，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单位对该墓群开展了全面考古发掘，共清理墓葬2192座，出土各类文物4000余件（套）。

据项目负责人周必素介绍，墓葬时代从两晋一直延续到宋元明时期，发展脉络清晰，表现出从小聚集家族墓地到公共大墓地的巨大转变，反映了黔中地区古代文化进程。

该墓群是贵州已发掘规模最大、延续时间最长的一处墓地，首次建立起黔中地区两晋至明代墓葬发展序列，为贵州历史时期考古学研究树立了年代标尺；反映了当时的生活、商贸、信仰、丧葬等情况，展现了西南边疆古代少数民族的历史画卷。此外，文化面貌既体现出地域文化传统的长久延续，同时有中原地区、长江中下游地区、四川盆地、域外等文化因素，是各地区各民族在交往、交流、交融过程中构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生动体现。

吉林珲春古城村寺庙址

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依据

古城村寺庙址位于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珲春市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东侧。

古城村1号寺庙址是我国境内发现的第一处高句丽佛寺，也是我国东北地区已发现最早的佛寺遗址。出土的“壬子年六月作”铭瓦当为研究三燕佛教东渐高句丽提供了重要证据；所获大量北朝晚期风格造像为探讨中原佛教物质文化对东北边疆地区的影响提供了重要素材。

古城村2号寺庙址是首次全面揭露的渤海国高等级佛寺，为研究我国唐代高等级佛寺平面布局等提供了重要材料。古城村寺庙址考古发掘对完善我国南北朝隋唐时期佛教物质文化全貌具有重要意义。

古城村寺庙址包括高句丽、渤海国两个时期的遗存，遗存面貌清晰地反映出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在中原地区影响之下传入与发展的历史事实，为厘清高句丽、渤海国佛教物质文化关系提供了重要依据。

河南开封州桥及附近汴河遗址

还原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历史场景

州桥位于今开封市中山路与自由路十字路口南约50米，是北宋东京城御街与大运河（汴河段）交叉点上的标志性建筑。

据项目汇报人介绍，州桥始建于唐代，至明末崇祯十五年被黄河泛滥后的泥沙淤埋。

州桥遗址的考古发掘，对于研究北宋东京城的城市布局结构具有重大意义，其考古发掘还原了大运河及东京城繁荣的宏大历史场景，为我国古代桥梁建筑技术等研究提供了新的重要资料。州桥石壁是目前国内发现的北宋时期体量最大的石刻壁画，从规模、题材、风格方面均代表了北宋时期石作制度的最高规格和雕刻技术的最高水平。

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术院长霍巍表示，遗址为中国城市建筑史、大运河及其变迁史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证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