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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聚焦:著名藏书家姜德明5月26日去世,享年94岁

2023-06-11 13:44:12来源:北京青年报  

好书难释手 穷落亦寻常(主题)

藏书家韦力记述姜德明先生的藏书境界(副题)

韦力


(资料图片仅供参考)

2023年5月26日,著名藏书家、散文家、编辑姜德明先生在京去世,享年94岁。

姜德明1929年生于天津,1951年从北京新闻学校毕业后进入《人民日报》,长期从事文艺副刊的编辑,1986年后主持人民日报出版社工作。

姜德明先生一生爱书,写了许多书话,记下许多书人书事。

今特编发著名藏书家韦力先生2015年作《无名书斋:姜德明先生的藏书境界》一文,希冀更多人了解姜先生的书家生活,以寄哀思。

从听闻他的大名到第一次见面,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

当今的藏书界(如果藏书能算一个界的话),基本上是按照时代和品种分为不同的藏书门类。

故而所谓的藏书圈子,似乎古书是一个圈子,其次是旧平装和期刊的圈子(后面这个圈子包括了新文学版本),再有就是新书圈。新书圈包括专门买某一位作家或数位作家的文集或著作的,也有人专藏作者的签名本。还有一个圈子称之为红色收藏,另外还有连环画小人书圈。总之林林总总也分出了不少的疆域。

如果按照这个来划分,姜先生应该算是旧平装派(当然这不是我在贴标签,是书圈内人聊起姜先生来大多的认为)。旧平装派或者叫新文学派,几十年来搞这方面收藏最有名的是唐弢先生。唐先生已归道山,业内就公认姜先生是当今这方面藏书执牛耳者。

约在三十年前,我就拜读过姜德明先生的著作,可惜无由拜识。

后来认识了谢其章兄,通过谢兄又认识了他的一帮死党,比如赵国忠先生、赵龙江先生、柯卫东先生等等。这些书友爱好趋同,全都收集新文学版本旧平装或者期刊。谈起藏书圈,可以说他们都唯姜先生马首是瞻,由此我知道了姜先生在书友心中地位之高。

那个时候,这些书友们所写的关于新文学版本方面的书,都想办法请姜先生给自己的书写一篇序言。将书送人的时候,必重点指明这是姜先生给自己写的序。大家竞相以此为标榜。

我对新文学版本完全外行——属于七窍通了六窍型。虽然对姜先生很是崇拜,可惜无由识荆。然而虽不能至,却心向往焉。

从听闻他的大名到第一次见面,竟然用了二十年的时间。那个时候华宝斋想出版《新文学版本二十珍》。华宝斋出版的负责人张金鸿先生找到薛冰和王稼句先生,请他们想办法凑齐这些珍贵版本。二人认为要想找到这样的书,并且品相还要好者,只能请姜先生拿出自己的珍藏。于是他们共同来到了北京。我也记不清当初是他们二位中的哪一位约我同往,我早已有见姜先生的欲望,今日有这么个由头,当然很高兴。于是就在人民日报社大门口与三人见面,共同来到了姜先生的府上。

第一次见姜先生就完全没有陌生感,在一起说话就觉得是相识多年的忘年交,丝毫不觉得拘束。他第一次跟我见面就说知道我,我也没问他是怎么知道的,就直接聊起了跟书有关的闲话。总之跟他有一种莫名的一见如故的熟悉感。他打开书橱拿出一些书跟张金鸿等三人商量细谈时,会转身让我从另一个柜子中拿出第几排第几本书,那种随意感让我颇感亲切。

他们谈话的重点是哪些书应当入选,哪些书怎么处理。我对这个外行,基本上插不上话,只好自己打开柜子拿出一些书随手翻阅。余外的时间则坐在那里东张西望,看到墙上挂着一幅很大的黑白照片,里面是姜先生和他夫人的合影照。年轻时候的他,绝对称得上俊男。

那天的观看,我印象中打开的都是底下的书橱。

姜先生家三室一厅的房子几乎全部变成了书房。他家的书橱基本上也都是一个制式,分为上中下三截。这种书橱中间是主体,里面插满了书;底下是带门的书橱,书架的顶上也是书橱,从格局看,有点像书橱的顶上放着的顶箱柜。中间主体部分,因为有玻璃门,里面的书基本能够一览无余。而上下部分的门则是木门,需要找哪些书必须逐个打开。也许下面的部分是姜先生所常用者,总之那天上面的橱一个也没有打开。

“洪钟无声、满瓶不响”,在姜先生的书房终领悟此义

另日,又专程赴姜先生家拍照。我希望他能拿出一些线装书来,因为要跟他聊新文学版本我难以找到话题。

姜先生笑着说他还有几本,于是用力打开顶箱柜。这一看吓我一跳,原来里头藏的大多数都是线装书,这让我大感兴奋,于是不由分说从上面抱下几摞来拍照。一本本翻看下来,发现这些线装书基本上都是一本一套。如此算来,姜先生藏线装书恐怕有上千套之多,这个数量跟国内藏线装书著称者相比,也不是个小数字。几十年来,姜先生一直以收藏新文学版本著称,然而他同时藏有这么多线装书,我从未听有人提起过。今日我把这件事情揭秘出来,对这个发现权自然当仁不让。

我问姜先生为什么这么多年从来不谈他藏的线装书。他说自己写不过来,现在也渐渐上了年纪,不敢再登高,以防备摔着自己。他说老年人要摔一跤将是很严重的一件事。这让我想起大约十年前第一次来他家时的情景,那个时候他让众人看到的都是底橱的新文学版本。今日想来,主要是来看他的书友大多都是喜欢新文学者,感兴趣的书自然也就是这个板块。

到今天我又知道了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顶橱太高了。以我的身高(编注:韦力先生身高一米九)从上面取下书来尚且很困难,姜先生说他年轻的时候踩着凳子上去够书完全没有问题,但现在已多年不敢这么做。可能也是因为这个缘故,使得外界很少有人知道他还藏有这么多的线装书。

姜先生听到了我的夸赞,说藏这些小零本算不上什么,几十年前他买书时是因为这些书没人要,他觉得可惜,就花很少的钱慢慢地买回来,买的年头多了,也就渐渐地积累出来这么大的量。我自己上初中时,总听到老师不断地告诫学生们“洪钟无声、满瓶不响”,当时对这句话充耳不闻,到了今天突然领悟到了这句话的另一层含义。

我从顶箱柜上搬下的线装书,大概有一半属于木刻本,另一半属于线装书式的排印本。从内容上讲,好像偏重于文学类资料性。

姜先生解释说,因为他在《人民日报》主编文艺副刊,所以关注这一类的书。他说自己1951年进入人民日报社,1956年调到了文艺部,分工管理副刊。自己当时也没有提这个要求,更加没有走后门,不知道什么原因就把他调到了副刊组。在这个组里他管散文专栏。当时社里头不少领导都是老干部,他们组的组长和副组长也是延安鲁艺出身的人。为了提高自己在艺术上的鉴赏力,他就开始到琉璃厂买相关的书籍。除了了解新文学重要作家的各种版本,也开始买线装书。线装书的收集范围主要是诗集和词集,或者是跟新文学有关作家的线装本著作。因为这个原因,积攒下不少的线装书。

他又告诉我,解放之后,国内的很多报纸都有副刊,而副刊是培养作家的最好园地。但是后来学前苏联(前苏联的《真理报》没有副刊),中国的各大报社就都把副刊全部取消了。到1956年7月1日又恢复了副刊,他就是在这种情景下被安排到副刊组的。

上班之后,领导给他开了一张单子,让他去熟悉一些作者。他这才发现自己虽然读过不少书,可是有些作者的名字却没有听说过。为此他就到东安市场去找旧书,因为这件事使他渐渐地爱上了收集旧书。

“黄裳曾跟我说过,坏蛋的书也要收“

我在书架上看到了一部带函套的书,这在姜先生所藏线装书中不多见。于是费力气地将这部书取了出来,竟然是著名的《饮水集》。

这部书品相尚佳,首册的封面上还有于莲客的题记。姜先生就跟我聊起了于莲客的一些事迹。他说于莲客曾任伪满职务,但解放之后并没有受到太大的冲击,所以把很多精力都用在了收集线装书上。

以我的推测,于莲客在北京去世之后,他的旧藏可能整批卖给了中国书店。因为近二十年来,中国书店卖出之书有许多都是于氏旧藏,我自己至少买到了几十部。然而,于氏的生平见诸文献者极少。为了写他的书话,我曾到处查找关于他的资料。今天听姜先生聊到于莲客,让我知道了自己前所未闻的不少信息。我在前来姜府的路上,还担心自己找不到太多话题跟姜先生聊书,现实却证明我的顾虑太过多余,以姜先生对历史掌故的了解,他能从不同的角度来讲述一些不为人知的故事。

我在线装书里还翻出来了一部医书,名字叫《温病明理》。姜先生看出了我的疑惑,他说自己不藏医书,这部书不是当医书买来的。此书的作者是恽铁樵,这位恽铁樵是鲁迅的老师。有意思的是恽铁樵本是喜欢文史,后来却搞起了医学;而他的学生鲁迅到日本学医学,却后来成了文学家,与老师所走的路正好相反。

我又从这里面翻出了一本《游沪草》,是章士钊的著作。姜先生告诉我此书很稀见,因为之前有人写文章说章士钊没有出过自己的单本诗集。他感慨说因为自己的藏书经历,使自己很少敢在一些问题上下断语。每个人的眼界都有限,很多人写文章在没有充分掌握材料的前提下,就敢做出这样或那样的结论。他自己在主管副刊时,都会替这些作者修订一些武断的结论。

我在这些线装书中又翻到一部《青楼小名录》,这种讲青楼的书竟然在这里也能看到。姜先生说这也是重要的历史史料,他可以给我看一本比这个更有价值者。于是把我带进另一间书房,从底橱拿出两本线装书,书名是《浑如篇》。姜先生告诉我,本书的真正编者是刘半农,但版权页上却印着校订者范遇安。刘半农在此书序言中写道,范遇安是他的老朋友,此书是范遇安的佚文。但姜先生说,其实没有范遇安这么个人,范是刘半农假造出来的,该书的真正编者就是刘半农本人。

我注意到这本书的扉页上钤有“德明珍藏”,这是我今天翻看姜先生藏书中唯一看到钤有他藏书印的书。姜先生说自己的书很少钤盖,如此说来,老先生对这部书真是很喜欢,他竟然藏有这部书的初版本和再版本,其中初版本还是一册毛装。我问他是否特别留意这方面的书,姜先生回答我说:“黄裳曾跟我说过,坏蛋的书也要收,更何况这些书史料价值很强,还算不上是坏蛋的书。”

“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当感谢的就是您!”

姜先生说再给我看一部有意思的书。这也是一册毛装,书名是《圣陶散文四篇》,乃是做成了薄薄的一册,扉页是由谢国桢题写。

逐页翻看,新文学现当代的大名头几乎每人都给此书写了一篇题记。排在第一篇就是叶圣陶,之后有郑逸梅、舒芜、吕剑、黄苗子、杨宪益、柯灵、冰心、黄裳、钟敬文、钱钟书等等,而唯有钱钟书仅题了一行字。

姜先生告诉我,此书的原本是孔德中学的讲义,里面收录了叶圣陶的一篇文章。他得到这个残本之后,就把叶圣陶的这篇文章从里面拆了出来,请老伴装订成了这册线装书,然后分别寄给这些大家,请每人写一篇题记。这样陆续寄出三四年,就形成了今天这本书样。

所寄之人中,唯有钱钟书不愿意写整篇题记,仅写了这么一行,以我看来可以称之为观款儿。姜先生说,自己主编文艺副刊几十年,约了钱钟书写稿无数次,而钱钟书却一个字也没有给他写。我问钱钟书为什么这样做,他叹了口气说:“钱钟书应当是看穿了吧,写多了没有好结果。”

姜先生又给我看了一本《篱下集》,这是一本精装书,作者是萧乾。这本书有意思的是,萧乾在扉页上写了如下三行字:“自存本。于七八年岁末改为姜存本了。”这几行字是用钢笔所写,前三个字为黑色,“本”之后的字为蓝色,看来非一时所书。此书本是萧乾的自存之本,后来不知什么原因在1978年赠给了姜先生,应该是在赠送的时候又写上了后面的一句话。萧乾的幽默之情跃然纸上。

姜先生又给我拿出一本期刊,乃是《民主生活》创刊号。他说这个期刊很稀见,在现有的期刊目录中没有著录。他看我好像对此没有什么反应,于是指着封面上的几个字说,这上面是李公朴题写的。李公朴的字我是第一次见到,但是名字却知道了几十年。那时还在上初中,就学过闻一多的《最后一次讲演》,谈的就是李公朴被杀的事情。

我想起了这个故事,跟姜先生说,如果能将闻一多的东西凑在一起,那就太有意思了。姜先生说,闻一多的题字本没有,但却有跟他相关的书。说着,他拿出一部《石达开诗钞》,他告诉我,这个封面就是闻一多设计的。

我又看到一本平装书,名叫《编辑忆旧》,作者是赵家璧。姜先生说,这部书能够成书,跟自己有很大关系。他说自己很早就崇拜赵家璧,因为赵在民国年间办有良友公司和晨光出版公司,当时出了很多著名的好书。1956年时,姜先生找到了赵家璧,想请他来写一些当年编书的往事。因为解放时划分成分,赵家璧被划为了资方,也就是资本家,这让赵的生活压力很大。姜提出请他来写《编辑忆旧》,赵不敢写。多年之后,才陆陆续续写了一些,后来终于成书。

他就专门拿着一本送到姜先生家。正赶上姜先生不在家,赵家璧就写了篇题记,把书放到了这里。我觉得这篇题记很有用,敬录如下:

敬赠给姜德明同志,是您在一九五七年暴风雨将来临的日子里,第一次启发并鼓励我写这类回忆文章。这个书名就是您当时为我起的篇名。二十七年后的今天,我能编写成这样一本书,最先应当感谢的就是您!

赵家璧1984.9.5

北京

到了这样的年纪姜先生依然有自己的原则

姜先生说自己那些年,对凡是喜欢写书话的人,都尽量给予鼓励和支持。前些年,很多人写书都请他写序言,他也尽量给大家写,但后来慢慢觉得,这些人所写的书大多都是老一套,写不出新东西来,于是就不愿给别人写序言了,为这个事还得罪了不少人。

姜先生还说,自己不喜欢理论性的东西。他认为研究新文学类的书,大多没什么看头。聊天中,他还提到了路工,说路工的《访书见闻录》最先就是发在姜先生办的文艺副刊上。姜先生告诉我,路工在延安时期就跟康生很熟,路工后来到各地访书,是奉了康生之命,以访书来搞创作。有一度,姜先生跟路工在上海住了一段,路工给他看过康生亲笔写的介绍信。

之后又聊到黄裳,姜先生马上拿一本《八方集》给我看。这本书很奇怪,作者同时署着八个人的名字,其中就有黄裳。姜先生说,这本书的编者其实是自己,但那个时候讲究无私奉献,所以就不用个人名字,他把八个作者的名字全部列了出来。然后姜先生又找黄苗子题写了书名,找曹辛之设计了封面,才把这部书印了出来。

书出来之后,黄裳特意题赠一本给姜先生,因为这是黄裳被迫封笔二十四年后,再一次把文稿印成铅字者。黄裳的题记是这样写的:“此为二十四年后,重以书册形式与读者相见之第一种,谨以一册寄呈德明同志,并谢其编定之好意也。黄裳。”

在姜先生家看书、聊天、拍照几小时,听到了那么多的故事,看到了如此多的好书,我感慨的并不单纯是开了眼界,更重要的是知道了很多往事。他说自己藏书并不容易,当年老伴儿也对此有诸多的抱怨。在孩子小的时候,老伴儿让他带孩子出去玩儿,他就把孩子带到琉璃厂去看书。他选自己的版本,孩子在旁边乱翻,看到封面好看的书就拿给爸爸看,姜先生都说好。到结账时,趁着孩子不注意,把那些封面好看但没有版本价值的书偷偷放了回去。讲到这些,他脸上很有歉疚之情。之后他又告诉我,现在孩子们都很有出息,已经有了各自的成就。他也能闲下心来,慢慢整理自己的藏书了。

我在他的书中翻到不少作者签名本,劝姜先生写写这方面的故事。他说写别人赠给自己的书没什么意思,要写的话,他将会写自己淘来的签名本。到了姜先生这样的年纪,我觉得应当做事情更加随心所欲,没想到姜先生依然有自己的原则。

我采访之后才想起来问他的堂号在哪里,姜先生说自己没有堂号。这句话让我有些诧异,以他在新文学版本界的大名,竟然能没有自己的堂号。姜先生解释说不少采访者都会问到这个问题,他没办法只好把自己的书房起名为“无名书斋”。如此说来,我也只能这样来使用。

在无名书斋的北墙上,钉着一个镜框,其中是唐弢先生(1913-1992)写赠姜先生的五言绝句:“燕市狂歌罢,相将入海王。好书难释手,穷落亦寻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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